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3年第5期                                                             2003年3月12日

 

放  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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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