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2023年 应对2023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不过,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平静和开朗”现在也许更为重要。这不但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常工作,而且在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平衡理性和感情。而免疫系统和理性感情平衡两者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迎接2023新年之际,我们许多人第一次刻骨铭心地发现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如此地出乎意料,马上到来的2023年是如此地不确定而难以预料和展望。

三年前的2020年,我曾经撰写了一篇短文“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36)。回眸之余,我在简短展望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时,却发现它充满不确定性。2010年,世界经济失衡,世界的热词是“再平衡”(Rebalancing),但“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这样对未来不确定的强烈感觉既来自像新冠疫情这样的自然因素,也来自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来自我们中国的基本变化,因此我们中国人的感觉也最强烈。在那篇2020年的短文中,我说:“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显然,那一共识的打破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国内外事件时不再受“国际惯例”约束,因此更容易采取与世界多数重要国家不同的方式,从而大大加重中国事情的不确定,加重国人对不确定的感觉。

展望2023年,我们依然面对极其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会遭遇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新冠病毒大感染吗?我们会参考“国际惯例”来应对疫情吗?我们会遇到烧在自己身上的战火吗?或者离开这样的战火会更远还是更近?我们的经济会恢复增长还是还是更加萧条?推动经济的第一动力是消费还是政府投资?封控的法制混乱和社会创伤将如何平复或加剧等等,都是我们在展望2023年时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

就个人而言,恰恰在几天前,一位年轻朋友和我谈到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我的建议是:

1.保持身体健康。尽可能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感染了尽可能完全康复。

2.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只要身体好,心情平静开朗,就会有未来。心理健康同样重要。不要看轻“逆来顺受”。只要相信未来,逆来顺受就是应对最困难状况的好方式。少数人也许能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得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时最好是等和忍。

3.一个有利的位置。所谓有利就是有助于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比如工作位置既不容易被解雇也不容易被政策打压。比如身份位置让自己在困难时更容易被发现并得到他人尤其政府援助,甚至在战时更容易避免强制。例如,北京居民在这次疫情爆发时得到的医疗资源便比其他地方人多得多;大城市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要比中小城市高。1960年前后中国出现饿殍现象,但全都发生在社会很少关注的农村地区。就此而言,农民迁移到城市是他们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4.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与金钱财富不同之处是它们无法被外人夺走,一旦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知识和能力就是一个人发挥作用甚至大展宏图的基础。文革后考入大学的老中学生都是文革中继续读书的人。这一点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学习让人增长见识,明白世界和人生,明白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作为。

5.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一点。这一点对于一个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如果在巨大不确定性基本消除后回顾这段时期,如果在人生的后期回顾这段时期,帮助过别人的感觉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二十多年的短文写作中,这应当是第一篇和迎接新年有关的文字。它也许太沉重了,也许还不够沉重。只是,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平静和开朗地跨入新的2023年,希望新的一年会大大降低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再次品尝基本的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感觉。

愿上天在2023年和以后保佑我们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30期,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8日注:因公众号被禁用,2022年底的短文延至今日发布。)

(又注:本文于加州时间1月8日22:20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发布。但二十分钟后的10:40即被封禁)

关于当前抗疫的紧急建言

自本月初中国放弃严格封控政策后,新冠疫情呈现突然和大面积爆发的景象。感染大爆发之后发生的是重症和死亡大爆发。这里,就我从亲友处了解的部分情形,从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出发,提出关于抗疫的以下建言:

1.最高领导人亲自向全国人民说明当前疫情状况和政府已经与将要采取的措施。疫情突然大面积爆发后,全国人心惶惶,不知所以。卫生和疾控部门仅能够发布一般性信息,不具备足够资格来发布具有权威性的重大公告,只有最高领导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资格。

放眼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虽然都有应对疫情的专设机构和临时机构如抗疫领导小组,但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向公众说明疫情状况。尤其当抗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他们更是直接面向公众解释这样的转变。中国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疫情大爆发的这种特殊形势下,最高领导人亲自说明情形应对也是其职责所在。

2.向全国人口迅速和免费发放新冠病毒检测盒和部分特殊的发烧药物如布诺芬。政府立即接管全国新冠检测盒和比如布诺芬的生产和分配,并告知各地居民他们最早和最迟可以领到这些检测盒与药品的日期。

3.政府立即接管辉瑞特效药的进口和分配以及国内的生产和分配,并用军机迅速将这些特效药送到各地医院,以挽救生命。同时,将这些特效药到达各地医院的最早和最迟到达时间公布于众。

4.政府对殡仪馆实行军管,以疫情爆发前价格为逝者迅速和适当地办理丧事。

5.建立或重新建立专门的疫情网站以发布权威的疫情消息和抗疫措施并对公众的各种问题加以解释。对于解释错误并造成后果的,政府做出赔偿保证。

我衷心希望目前的疫情紧急状况迅速过去,衷心希望我的亲友和同胞少受生命和其他疫情损失。

上天保佑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29期,2022年12月27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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