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点击查看或下载）”
工作文稿|2006年度 $ 工作文稿→2006年度 $ 宋开生：湘西南农业土地制度研究 $ 2007/6/20 $ 请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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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指标：通俗说明
我曾经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问题。近日有杂志让我就此写一篇1000来多字的通俗说明。不过，1000来字且通俗的要求对这个题目可能太难了，而我自己的“夜话”栏目的自由度大得多，因此我借为杂志写文章的东风，用“夜话”形式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做一些通俗的解释。不过，即使字数不限，下面的“通俗”解释亦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比如高中文化水平。
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那一年，食品快速涨价导致了通货膨胀。直觉提醒我注意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里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一方面推动食品从而农产品需求过快提高，另一方面又抑制了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两方面的互相作用造成了食品价格飞升。我于是着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写了一篇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当时刚到复旦大学任职的邓正来先生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冬季卷上。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清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度量指标才有模型，有度量指标也才有数据；而有模型和数据才有现代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没有度量指标，模型就没有变量；没有度量指标，统计资料便不是数据而只是一片混乱的丛林。而没有模型和数据，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前科学的“文字议论”里。然而，国内外文献缺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的研究，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
应当说，我的探讨走过许多弯路。2008年那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就走了弯路。一直到我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历史在当今时期的大趋势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和度量它的正确方法。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在这一大趋势中将逐渐减少。然而，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不适宜作为描述这一大趋势的指标，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严重不一致。例如，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中国从1992年起、在美国从1908年起才由增加而转为减少，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五口通商”、美国则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但基于人口增长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曾长期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并存。其次，各国和一国内各地区大小有别，因此农业劳动力数量指标很难用于国别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再次，经济学研究常常使用相对数指标，例如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等等。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无法和这些相对数放在同一类模型中加以研究。
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相比，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农劳比）是一个更合适的度量指标。首先，农劳比的下降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基本一致。中国官方劳动统计数据自1952年始。从那时起，中国农劳比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美国的数据则指示该国农劳比从十九世纪初期便出现下降趋势。两者都远比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早上几十年或上百年。农劳比比农业劳动力下降更早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众所周知，农业人口生育率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高于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应当上升而非下降。所以，若一个国家的农劳比长期下降，这个国家必然存在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其次，农劳比作为一个度量指标可以用于国别和地区比较。再次，农劳比是一个相对数，没有量纲，更切合经济分析和建立模型之需。最后，只要有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统计资料，我们很容易求得农劳比数据，并且是公认且没有歧义的农劳比数据。就我们国家为例，中国统计中的第一产业等同于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加总即为非农业；中国统计部门并且发表失业数据。农业就业加非农业就业加失业就得到中国各年的劳动力总数。农业就业与总劳动力之比就是农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公布各自的相关数据，所以计算各国的农劳比数据亦不存在困难。
在近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中，世界和大部分国家的农劳比都在下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之初，世界和各国的农劳比大体在80%左右，则到2000年前后，中国农劳比降低到50%，美国降低到2%，全世界则降低到38%。在这里，美国虽然农劳比非常低，出产的农产品却远远超过本国需求并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所以，以美国为参照，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结束时，全世界以及绝大部分个别国家的农劳比应当不超过2%。如果我们的设想合理，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的过程。这样，农劳比指标以及它的上述取值能够让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历史获得一个可把握的总体图像。
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农劳比指标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便依然停留在“前科学”的议论水平上。我们依然远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在塔顶丟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一定落地，知道它经过了从塔顶高度到地面的距离比如100千米，甚至知道它落到地面所需要的时间比如10秒。可知道这三点并不表示人类已经建立落体运动的科学。落体运动科学要求的是人类知道石块在其从塔顶到地面的每一高度上的时间，或者在这10秒内的每一秒时的高度，或者说石块降落的具体过程，而且在丢石块之前便知道。例如，不知道石块从塔顶降落到地面的具体过程，科学家便无法告知站在塔中层窗口的人何时能够看到石块从他眼前经过。人类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层次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人类肯定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知道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把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知道比如美国为此用了200年时间，但由于我们不知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以后的某一年的农劳比高度，不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事前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这一点同时表明，正像高度指标不足以建立落体运动科学那样，农劳比指标本身亦不足以让我们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
为了理解落体运动过程，科学家创造了速度尤其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两个度量落体高度和时间变化的指标。这里，速度是落体在两个时点上的高度差距，加速度则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如果两个时点非常接近，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距便成为瞬时速度。利用这两个指标，科学家不但获得了它们的数据，而且确定了了落体运动模型，落体运动科学亦由此建立。同样，为了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我们也需要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农劳比降速指的是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加速度指的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设想两时点间隔非常小，我们亦得到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概念。
有了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我们便不难得到它们的数据。首先，既然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的农劳比之差，而我们已经知道农劳比在不同时点上的数据，所以农劳比降速数据容易算出。有了降速数据，求得加速度数据的工作将不会难于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水准。同时，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计算过程简单明白，不存在歧义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估算问题，因此，它们的数据和农劳比数据一样是标准数据。
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虽然可以方便地用于度量和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但它们不算“通俗”。更通俗一些的概念也许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知道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上农劳比之差，农劳比又是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之比，也就是说，两个农劳比的分子差距是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差距，分母差距是两时点总劳动力数量差距。根据小学的分数知识，两时点的农劳比要能够相减，它们的分母必须相同。这一点容易办到。假如一个国家很少出现国内外的劳动力迁移，这个国家劳动力在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就取决于它在该两时点之间的自然增长率。知道劳动力在两时点的数量，我们也就知道它的增长率。把增长率代入分母，两个农劳比的分母就变成同一个时点的总劳动力。当然，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增长率代入到分子并由此得到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之差。这个差数也是农业劳动力在该两时点之间转移的数量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分子是转移量、分母是总劳动，那么顾名思义，分数本身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里，虽然农劳比降速是农劳比在两时点之差，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在两时点之间的转移量和某一时点总劳动力之比，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数运算，我们能够把农劳比降速转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所以，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同一指标的两种名称，它们表示的仅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的同一现象。就数据而言，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还需要总劳动力增长率资料，但由于我们知道总劳动力数据，所以它的增长率数据不难求得，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也容易算出。当然，基于它和农劳比降速指标的同一性，它们的数据亦完全相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指标的特殊性。当我们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代入农劳比的分子项并求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时，我们实际上把该增长率也当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更准确地说，在通过农劳比降速引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假定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可是，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在一般情形下更高，所以上述假定不成立，根据上述假定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因此也不等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在一般情形下，基于两类劳动力增长率相等假定的转移量不会大于、而几乎肯定会小于真实转移量。我把基于上述假定的转移量称为农业劳动力基本转移量。“基本”这个限定词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该转移量不代表真实转移的全部数量，而仅仅代表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基本部分不可忽略，非基本部分往往可以忽略而不造成重要缺陷。但无论如何，基本部分又不是全体。基本转移量指标之所以有意义，第一是因为它和农劳比降速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相联系。当我们谈到一定数量的农劳比降低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我们也隐含地谈到特定数量的基本转移量。由于农劳比降速或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使用着基本转移量指标。第二，就现有各国的统计资料来说，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转移量是不可观察或不可知的量。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合理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统计资料中推算出真实转移量。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时通过人口普查得到“比较真实”的转移量。但普查不常搞，研究却需要长期不间断的系统数据。所以，普查数据最多只能用做参考，而不能代替长期不间断数据。可对于真实转移量来说，长期系统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三，除了基本转移量指标外，我们确实可以用其他假定来求出各种意义上的转移量。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是总劳动力相应比率的一倍，这样计算出的转移量将大于基本转移量。可是，若张三使用“一倍”假设，李四也许会用“一点五倍”假设，王五则完全有理由主张“二倍”假设。随着转移量数据的不同，转移率数据也将不同，而且转移率不再等同于农劳比降速。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就将失去严肃性。而使用基本转移量指标将避免这样的混乱。
为了澄清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讨论中的混乱，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之点是把农劳比降速当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当做它的派生指标。我自己过去之所以走上弯路，就是错误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作为基本指标。按照惯例，定义像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样的指标，研究者首先要做的确定它的分子即转移量，然后选择适当的分母，最后确定它的数据可用性以完成定义工作。但恰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定义工作中，研究者找不到真实转移量数据。我曾经采用各种假设去定义可以利用数据的转移量，并且用文献中的类似做法佐证之，但即使如此，我得到的所有转移量定义都无法说服我自己。只是在探讨了许多“不可行”之后，只是我转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地位以后，我才发现惯例本身在这里不可行，才发现正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应当从农劳比及其变化出发去寻找。
最后，我用一个图展示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下面这个图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农劳比。该图有两条曲线，一条从右上方到右下方，另一条从左上方到右下方，它们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农劳比的下降过程。该图涵盖了到2010年为止中美两国具有公认数据的所有年份。显然，该图不但揭示了中美两国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而且提示我们，为了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度量指标和分析工具。当然，建立指标和锻造工具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学者的更多努力。
中国和美国农劳比下降图
图注：中国为1952-2010年的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1880年的逢十年份数据和1890-2010年的年度数据。
“夜话”，2015年第7期，2015年3月10日
我愿意为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负责
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大约在2002年春季，上海财大召开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会议，决定为研究生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但与会者在使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负责学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女士也许有先知先觉，提出用梁小民先生的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我否定她的提议，而坚决主张使用西方原版教材。部分与会教师提出若如此，他们便退出西方经济学教学队伍。我则明确认为，即使他们退出，也应当采用原版教材。会议的决议采纳了许多与会者包括我的看法。
2003年春季学期，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被学校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在就职讲话中，我提出把“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n44c24.aspx），这里用的“现代经济学”和官方用语“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相同。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例如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习必须以“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而这方面的教材毫无例外地是原版教材。
到2002年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不过，前者局限于邹恒甫先生指导的小范围学生，后者则被经济学院排除在竞争对手之外。到2002年时，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中译本也已经很多，但国内西方经济学课程很少用它们做教材；也就是说，西方原版教材通常只被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而且也只有少数教师真的参考它们。事实上，在上海财大全面启用西方原版教材之前，上海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部分也是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师担任并使用自编教材。因此，在2002年秋季之前，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学院包括独立的经济系以及财经院校应当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上海财经大学在全校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中全面采用原版教材应当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之历史”还没有公论之前，我也许可以说，我在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要说，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愿意负责，愿意承担与此关联的责任。
我当初主张引入课堂的西方教材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具体的高级经济学教材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Jehle and Reny：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与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教材。西方大学经济学科应当全都开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因此该两门课程的各类教材也很多。如果说这样的原版教材中会有少数不“那么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大多数原版教材在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肯定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而我当初主张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的时候，所选择的恰恰又是属于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多数教材之列。对此，我不必讳言。例如，罗宾逊夫人编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Robinson and Eatwell：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加引号是因为该书本身亦属于西方经济学）批评甚多。虽然该书在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当时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虑之中。对我来说，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标准是：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的教材。那些仅仅在少数学校使用的内容有重大差别的教材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记得在开始全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不久的一个场合，有位博导提出许多博导都不懂这些教材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用。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继续不懂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位子，不需要再搞懂那些知识了；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要获得他们在世界在社会的位子需要学习和懂得那些教材上的知识。我想，如果今天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我的回答依然类似当初：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吧。
那么，如果不用原版教材，用国内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不是就不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了？我的回答是后者依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就拿前面提到的梁先生的教材来说，我当时否定它的理由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书名声称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而我们当初决定要在研究生课程中讲授的是西方学者公认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若涉及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则梁先生的教材可能比我们引入课堂的西方原版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学者写作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部分和梁先生的教材一样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少部分教材在讲解西方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试图对其加以批判，但批判之点却往往和“西方价值观念”毫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比如，高先生在其书微观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两章是西方经济学基础所在）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却是对西方经济学内部争论的介绍，根本不涉及“西方价值观念”。这和物理学教材类似。大部分物理学教材只是讲授宇宙大爆炸模型。但西方物理学家关于大爆炸本身是否存在都有争论。部分物理教材介绍这样的争论并不表明它们在批评“西方物理学观念”。表面上看，高先生在那两章“结束语”中通过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批判了“西方价值观念”。但在实际上，他的批评理由仅仅是该假设不符合事实。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该假设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假设不符合事实既是它的弱处却更是它的强处。被官方列为不属于“西方价值观念”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以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就意味着高先生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此而言，以“不符合事实”为理由的批判其实也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无关。国内还有极少西方经济学教材不是在每章结束、而是在每章内容中间插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例如余斌先生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不过，用那本教材不如干脆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因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像余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该类课程根本就不应当也不必要开设；如果开设，即使用那本教材，学生依然会多少知道“西方价值观念”为何物，教师依然传播了“西方价值观念”。此外，余先生的许多批判也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以该书的首次批判为例。余先生写道：“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是可以无穷细分的，不仅米饭可以按粒计算，衣服也可以按一丝一缕计算，至于电冰箱的容量，也是可以按毫升来计算和购买与消费的。”（见该书第一章第一页）这里的字体区别来自原文，其中前一种字体是余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或“西方价值观念”的表述，后一种字体是余先生的批判。假设他的上述句子中的“表述”部分正确，他的批判部分显然和批判“西方价值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批判从最好的角度说也仅仅和某种研究方法论有关，而这里牵涉的方法论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该种方法论我们在马克思研究或者“东方经济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我看来，他的上述批判更类似胡搅蛮缠，反而会在教学中败坏中国教师的声誉。
在我看来，如果不在经济学教学中“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政府时期；第二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限定词“西方”，开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时期。在表示愿意承担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课堂的责任的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走上第二条道路。
“夜话”，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