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3 年 3 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和小朋友：

      你们好！

      我非常感谢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晚会的组织者，感谢各位的光临。你们给了我人生莫大的荣幸。谢谢你们！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也是我从职业岗位上退休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诵读的福音书是耶稣赦免一个犯错女性的故事，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刚刚过去的六十年里我犯过许多过错，许多罪过。感谢天主，今天的福音也许意味着他赦免了我过去的罪过。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六十岁以后的我应当做得更好，为大家，为世界，为天主。

       时光荏苒，从1983年发表学术论文和1984年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算起，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三十年了。刚刚举行的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报告我的一些研究结果和心得，现在举行的晚会更让我有机会和过去的学生欢聚一堂。能够用这样的句号结束自己三十年的大学教师职业生涯，我感到非常幸福。

今天的活动让我体会到一个小环境的重要。也许社会不很光明、制度不很正义，大环境大不如意，可我有一个小环境，有你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可以敞开心扉、可以自由讨论。你们在学习，在进步，不少人在工作、学术上更超过了我，这就促使我在和你们交流时也不断学习和进步。没有你们，没有这样的小环境，我也许不会坚持学习，坚持研究，今天也不可能在大家面前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报告。谢谢你们，为我创造了这样美好的小环境！

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标志，孔夫子说“六十而耳顺”，现实中是六十岁退休。对我来说，退休后我应当还是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和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我的状况暂时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和在座各位朋友见面的机会将要少得多。我们会互相想念。我会保重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我想这是我能够送给你们的最好礼物。同时，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健康快乐。在这里放映的录像中，最后一个画面是祝福大家“安全、健康、漂亮、神气”。你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快乐是你们送给我的最好礼物。所以，让我们互相铭记，当我们互相想念时，我们就提醒自己要安全、要健康、要漂亮、要神气，以便让我们想念的人放心。

谢谢大家！

 

2013年3月17日

 

 

 

 

 

  

最近办理退休手续要填许多表，绝大多数填写都是无聊的重复，“有关部门”根据员工资料即可“机打”完成，只是一栏“主要贡献”，让我填写时很费踌躇：自己做出了“贡献”吗？自己做出了什么“贡献”？

       一名教授即高级专家的义务应当是做出知识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设立“教授”这样的职位，让少数人在这个职位上从事“教授”的工作，就是希望这少数人专门地为人类做出保存知识和增加知识的工作或贡献，尤其是增加新知识的贡献。一名合格的教授应当在为人类保存现有知识的时候又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库茨涅茨说的“有用的知识”。

在增加新知识方面，我也许做了两件“边际”的贡献。第一件贡献在马克思研究领域，第二件贡献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

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服务业资本”。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仅仅讨论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服务业尤其生活服务业的增长是最近100多年来新现象。我提出的问题是《资本论》研究框架或范式能否容纳服务业，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服务业资本以及它在这个范式结构内的定义和定位。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资本论》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这里有个小故事。几年前我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报告这一研究。报告结束后有人告诉我，中国研究马克思的名人，像“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等组织的主要人物都到一桥做过报告。可他们在一桥的报告全是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我是到那时为止第一个就马克思理论本身做报告的中国人。是的，要让日本人尊重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先得做好。当我们那些在国内受到“言论保护”的马克思研究者还保持在国内讲马克思、到日本讲中国现实的习惯，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和研究者是既得不到日本人也得不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尊重的。

在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我增加的新知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发展经济学虽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明确提出过均衡问题。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体系解体后，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无论就其本身数量还是就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因此，一个问题尖锐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例如每一个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多少才是“适当的”。回答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以及它在现代经济学尤其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或范式内的定义和定位。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尚未完成，目前只是基本成型。就我今天退休时的自我认识，我提出的基本回答应当是可行的。就此而言，我把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推进了一步。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三年来我每年到斯坦福大学做半年研究。有人问我和那里的个人关系。其实，我只是三年多前在网络上找到电子信箱并且发去我的研究想法与申请，对方复信同意我去而已。对方之所以连续邀请我是因为看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这个概念的研究前景。我之所以愿意去，除了其他原因外，部分也是因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免费办公和研究条件；反之，因为没有课题经费，我在自己工作的同济大学校园内上同济大学校园网都得自费。

除了爱情和学术外，在其他方面，我都是知足者。因此，当我退休时必须回答作为“教授”做出了什么贡献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没有天主的大爱，没有亲人之爱、朋友之情的支持，我这样一个在专制制度下被迫了解马克思、在而立之年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发展经济学”的教授，是不可能做出任何与教授头衔相符的学术贡献的。感谢天主、感谢亲人、感谢朋友！同时，我希望自己退休之后在天主大爱之外依然获得亲人和朋友的爱，甚至能够再做出一些和“退休教授”头衔相应的新知识贡献。

 

 “夜话”2013年第2期，2013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