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07 年 5 月

 “双周夜话”2002年第27期                                                  2002年12月31日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

 

       34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中学生，离开城市到农村落户务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现实主义已经回潮。大学仍然不招生，高中规模本来就小，因此整个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届学生几乎全都需要离开学校，以便让滞留在小学的少年、青年进入中学。不过，当时的自己意识不到这些，而是像许多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一样，主动报名到农村去。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兴奋地去迁户口，心里想着的是毛泽东的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一年，我15岁。

       今天的我，近50岁，坐在城市里的7楼办公室内，望着窗外的广阔天空和狭窄地面，似乎又看到了农村的天地。确实，分清韭菜和麦苗对我的工作毫无意义。街头的卖菜者大概不至于把麦苗当韭菜推销给我。不过，我们每一个自认为关心国家的人毕竟需要了解农村，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生活在农村。了解农村当然不必要变成农民，但变成农民毕竟也是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正是变成农民，使我明白了城乡的差距，明白了农民所承受的不公，明白了农民的心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欲求的有限，也明白了希望的力量和生命的潜能。如果说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下乡务农也许是历史错误的话，那么，对我个人来说，8年半的农村生活，却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当我最初挑起担子的时候，笨拙的动作使农民发笑。他们担心担子把我压倒，担心我长不高。确实，许多次我被担子压倒在地，但后来，我成了村里最强的劳动力之一。同时，农村的担子虽然使我背驼，但我仍然长大长高了。

       生活的信心是什么呢？当我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雨水里的田埂上，五个脚趾紧紧地扒住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生活。在晚间的油灯下，我想到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生的生活。可是，在那么多人这样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应当这样生活。况且，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站立起来，那么，生活就可能永远摆脱不了恐惧的阴影。我想，一个人也许只有承认穷人的人格，才敢于直面艰苦的生活；而敢于直面艰苦生活，生活本身才不会让他感觉累。当然，在我15岁的时候，我只明白我必须养活自己；而在我50岁的时候，我明白是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生活态度。天地也许有阔狭之分，作为似乎有大小之别，但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问题，可能还是“活着累吗？”

 

                                                                                              写于2002年12月29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期                                                           2003年5月6日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