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双周夜话”2003年第5期                                                             2003年3月12日

 

放  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2年第15期                                                    2002年7 月17 日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象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比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往往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象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

“双周夜话”2002年第24期                                2002年11月24日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性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做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