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夜话”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2日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

“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溶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夜话”2007年第5期                                 2007年3月13日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恕、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的人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金山词霸》“tolerance”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与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tolerance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夜话”2006年第21期                              2006年12月18日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夜话”2006年第6期                                                            2006年3月29日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象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象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

“夜话”2006年第20期                              2006年11月29日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