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我于1953年3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1959年上小学，1965年9月进入南京市第九中学。1966年上半年，政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宣布中学“停课闹革命”，我的中学学业遂停。1968年下半年，政府组织当时依然停课的城镇中学生迁移到农村地区，我于1968年12月从江苏省南京市迁移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塘大队建华生产队（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镇凤塘行政村建华村民小组）。1977年5月，我从该地返回江苏省南京市，1978年9月被分配到南京市白下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当工人；1978年10月进入南京大学当学生。

在农村生活期间，我写了大量日记。目前依然保存着的15本日记，涵盖时间为1971年1月17日至1976年10月18日。此外，我还保存着自1978年4月23日至8月21日的一本日记。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其余日记皆已不存。由于1978年的那本日记内容依然和我的农村生活和思想密切有关，因此，我把所有这16本日记编为本书并命名为《胡景北知青日记》。这些日记本的原始页码编排和起讫日期如下：

编号	原始页码	起讫日期	备 注
1	1-70	1971.01.27 – 1971.05.15
2	1-74	1971.05.16 – 1971.09.09
3	75-148	1971.09.10 – 1972.01.10
4	149-218	1972.01.11 – 1972.05.16	两次第165－166页， 但内容不同。
5	219-290	1972.05.19 – 1972.10.03
6	291-364	1972.10.04 – 1973.04.07
7	365-440	1973.04.08 – 1973.09.20
8	441-508	1973.09.21 – 1974.01.27
9	509-572	1974.01.28 – 1974.05.14
10	573-672	1974.05.15 – 1974.11.21	缺第601－604页。 无667-668页，但不缺内容。
11	673-740	1974.11.22 – 1975.04.07
12	741-810	1975.04.08 – 1975.07.23	缺第769－774页
13	811-902	1975.07.24 – 1975.12.19
14	903-1000	1975.12.20 – 1976.05.22	缺第903－904页
15	1001-1090	1976.05.23 – 1976.10.18
16	71-134	1978.04.23 – 1978.08.21

我在农村生活时期，农村实行的是行政与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又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个层次。生产队是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同时又是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和承担包括争议仲裁、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和其它许多功能的最低一级社会组织。生产队往往和自然村同一。我所在的生产队便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生产队必须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来确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和怎样种植。在生产队内部，农民集体耕作土地。农产品收获后，由上级确定产量在政府和生产队之间的分配，方式是先根据产量确定生产队平均每个人口当年的原粮量，剩余的卖给政府。生产队内部按照上级规定的人口/劳动分配比（我所在生产队，大部分年份内，人口平均原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二十在劳动力之间按照工分分配）将原粮分配给各户。粮食价格则由政府决定，农民没有议价权利，粮食亦不准自由买卖。此外，每户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用来生产自食的蔬菜。

就国内整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来说，那是个人独断的专制达到极端的时期，是政权内部激烈争斗、政府向民众全面灌输极权思想的“思想革命化”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时期，也是一个极权体制和思想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期。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期，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最低物质生存资料且经常挨饿的时期。就文化形势来说，那是全国只有几十份报刊公开发行、只有几本“革命”小说可以公开阅读的时期，是一个信息几乎完全垄断、文化几乎完全禁锢的时期。

本书附录1“本书日记天数统计”显示，我的日记涵盖的天数为2213天，其中日记写作天数为2139天，包括日记纸张遗失等在内的未写天数为74天。因此，我的日记几乎不间断地连续记录了我在上述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不过，这些日记的绝大部分内容记录的却是我的思想状况，是我如何学习政府确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如何学习当时中国仅存的宣传这些理论的报纸杂志，如何把这些理论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如何用这些理论看待世界和中国，看待我接触的人与事。和这些内容相比，我对生活、对劳动、对发生在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生产队和农村事情记录的反倒不多。所以，与其说这些日记是我的知青生活记录，不如说它们是我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记录。就此而言，我的这些日记在展示我的个人思想经历的同时，也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部分中国青年人当时的思想状况，展示一个青年形成某种极端思想的过程。所以，我的这些日记对于他人尤其研究者了解当时部分中国青年的状况，了解中国政府当时实行的“思想革命化”政策的部分状况，了解极端思想的形成过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2006年第一次把上表中列出的第1本日记发布到网络上，后来又在2007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第2和第3本日记。我曾为这三本日记的发布写了三篇引言。这三篇引言现在作为附录2、3、4列在本书末。

在整理和发布这些日记的时候，对日记内容没有做任何性质的改动。对日记中的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的订正和解释，也限制在最低程度并在相应处标明。当然，本书依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为了便于读者比较，我将把上述日记的照片亦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上。

徐小青、梅丽和宋开生先后承担了把这些日记输入计算机的主要工作。这里，谨向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依然可能存在的个别打字错误，将由我全部负责。在此，我请求读者，若发现内容难以理解或可能的打字错误时，请直接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 上留言，或者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信箱是jingbeihu@yahoo.com。谢谢！

                                                                                                胡景北 2020年11月27日  

“夜话”2020年第15期，2020年11月29日

两个星期前，我在微信上发布了2003年的一篇拙文“财务公开，从我开始”。那篇文章介绍了我于2003年被任命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和院领导班子一起制定的财务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大额单项收入与支出，公开院长个人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以及由教职员工选出的小组对学院财务的审核。当然，这些是直接面向全体员工的财务公开制度。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还实行了比如大额单笔支出需要院长和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共同签字等规定。

拙文当年在网络、如今在微信发布后，都收到不少评论和疑问，例如一个大学内下属学院的权力，我们为什么公开财务，财务公开的具体实施情形、我的前任和后任院长实行的财务制度如何等等。我当年在网络上回答过部分问题。这里，我仅仅就财务公开谈谈知识分子即学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作为。

从一个小故事谈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事、时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蒋洪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更少。蒋先生就是被大家记住的委员之一。蒋先生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大声疾呼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蒋先生卸任后，有人私下问他：你呼吁财政公开，为什么没有像胡景北老师那样先在自己学院内公开财务。蒋先生据说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他当年“没想到”自己学院也可以搞财务公开。

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同事，我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没想到”是确实的。一位学者被任命为专业学院的院长，任命他的学校领导谆谆嘱咐的是搞好关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争取本地和国内荣誉。为此，新院长上任后想到的是整合资源、争取资金、大力创收、修订奖惩规则、招兵买马、激励科研等等。对学院内部基本制度的改变，对财务公开这类改革，确实可能“没想到”。我猜测，这应当是蒋先生和大部分学者新任院长的情形。当然，部分新任院长本来就有利用现有制度牟利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例如，据我所知，上海财经大学有位院长在和少数人商量分配资金时就声称过：“我们不拿，也是贪官拿”。这种等而下之的事情，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不过，避免这类让学者大掉价事情出现的根本方式，便是财务公开这样的对现有制度的改革。

“没想到”自己执掌的单位既需要财务公开，自己也有权力实现单位财务公开的学者很多。我本人是因为在近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负责过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管理，知道政府和农民上下两方面对生产队财务公开的要求，才在担任院长时想到了财务公开。因此，我理解蒋先生与其它院长的“没想到”。同时，我还是认为，中国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建议政府和他人做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我们学者指出掌权者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掌权了，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不管这个权是大是小。学者属于社会精英。学者在思想上先走一步，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的职责；如果学者在行动上也先走一步，则既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学者人格，又能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在自己执掌的小单位内成形。而财务公开，便是既体现人格又彰显抱负同时还简单可行的一步。

中国虽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和集中领导的体系，但各个大学、大学内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尤其实行创收责任制的学院，院长有很大的财务自主权。当然，和大学以外的企业与其它创收单位比，大学内部单位创收和自主支配的资金很少，上亿人民币的有，但不多。然而，它毕竟是钱，是院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所谓的“院长一支笔”，指的就是院长对资金动用的个人决定权。举个例子，我的前任院长程恩富，在我接任院长之前，曾动用九万元学院资金去出版自己编辑的书。在动用之前，程恩富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提出该资金使用建议，但因副院长等人反对而作罢。可即使学院领导班子没有通过，程恩富依然能够“擅自”转出这笔钱，其原因就在于财务人员只根据他的签字即“院长一支笔”而办事。而程恩富院长时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只是在我接任后清理账目时才知道程恩富竟然“私自”把那笔钱转出去了。我在“擅自”和“私自”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可以让院长合规地用学院资金为私人谋利。所以，在中国现有体制内，院长管理的虽然是最基层学术单位，但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动用资金。同样，他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而无需学校或上级的批准。因此，只要院长“想得到”，现实中既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把学院资金改头换面地为个人谋利，也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社会精英，是饱学之士，甚至还直接就是政府或乡村集体经济财务公开的论证者和倡导人，所以，比起其它人，学者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学院内掌权，更应当实行财务公开。

如果说中国的希望在学者身上，我为我的学者同事祈祷，为中国祈祷！

“夜话”2020年第13期，2020年9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造成通货膨胀的刺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货币刺激，即货币超发。第二类是相对价格刺激，即某种重要商品的价格出于某些非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提高并迫使货币当局“适应性”地增发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第二类刺激常常出现。最常见的当属原油价格的突然波动和与之相联系的汽油价格的联动。不那么常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由农产品价格提高表现出的相对价格刺激。

在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中，相对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无关。A商品价格提高必然会有B等其它商品价格的降低，因此各商品的原有产量和新价格之积的和与过去相等，我们称为总价格不变。此时货币当局无需增发货币，物价总水平亦不变，相对价格提高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不过，这一微观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如果A商品价格提高幅度很大，在现有货币供应量下，其它商品的降价幅度也将很大，生产其它商品的企业利润受损，生产收缩。为避免这一损害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增发货币。而增发货币的后果便是总价格上升和物价总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出现。不过，货币当局对此并不负责。从美联储开始、世界许多国家现在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概念，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卸责的概念：只要不发生核心通货膨胀，货币便没有超发；此时，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者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再严重，也不是货币当局的责任。但这一概念同时揭示了相对价格刺激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意义。

从相对价格变动到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或多个复杂的传导机制链条。本文以农产品价格-食品价格为例，考察这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经济学度量通货膨胀有两套指标，一是物价总水平变化，二是CPI变化。前者和总产出或总价格有关，后者仅仅同消费支出有关。假设所有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食品工业部门加工成食品后才向消费者销售，那么，农产品价格属于物价总水平统计范围，食品价格同时属于CPI统计范围。用a表示食品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b表示农业总产出占总产出比重，我们有

a = 食品总支出/消费总支出

b = 农业总产出/总产出

由于

        食品总支出>农业总产出

消费总支出<总产出

我们必然得到

a > b

这里，食品总支出大于农业总产出的原因，一是我们假定所有农产品都是食品工业的原料，因此，农业总产出将全部再现于食品工业总产出之中，二是食品工业在农产品上的附加值。令

k ≡ (a/b) > 1

k就是我们所说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严格地说，这里定义的k应当称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给CPI造成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与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系类似，原油价格波动仅仅包括在价格总水平波动中，而汽油价格波动还包括在CPI波动中。显然，若全部原油用于炼制汽油，原油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应当远远小于汽油消费占CPI比重，因此，原油价格波动也会给CPI波动造成某种乘数或放大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得到原油价格波动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以，尽管在形式上，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唯一的，但在内容上，许多不同种类产品都有其特殊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我们发现，如果存在相对价格刺激，k将放大用CPI变化率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仔细观察这一点。假设经济不存在货币刺激；经济存在农产品相对价格刺激且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m等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n，则物价总水平增长率u和CPI增长率v分别为

   u = bn

   v = am

 = (kb)n > bn = u

也就是说，

   v/u = (kb)n/bn > 1

由于k >1，所以k放大了实体经济刺激给CPI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例如，设想a=0.30，b=0.10，则k=3；若m=n=10%，则u=1%，v=3%。对公众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物价总水平上涨1%完全算不上问题，但CPI上涨3%就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通货膨胀危险。而相对价格上涨10%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公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k的经验数据。下面的表1列出美国2010-2015年的k值。美国统计部门公布计算CPI时所应用的食品支出比重数据，它相当于本文定义的a。表1显示，在2010至2015年间，美国的a落在以0.15为中心、跨度小于0.005的很小区间内。但同期美国的b却全部落在0.014之下，这样，美国的k值在这六年内都大于10，最高甚至接近14。如此高的k值会把由农产品价格提高造成的比如1%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放大为美国公众完全不可接受的超过10%的CPI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高k值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农业产值比非常低、农业劳动力占比亦非常低，可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农业的原因。

表1 美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0-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	a	b	k=a/b
	%	%
2010	14.79	1.14	12.97
2011	16.25	1.32	11.55
2012	16.26	1.20	12.72
2013	14.90	1.38	10.80
2014	16.27	1.22	12.52
2015	14.97	1.07	13.99

注：所有数据经过四舍五入；通货膨胀放大系数利用原始数据计算。下表同。

与美国不同，中国统计部门不公布计算CPI所运用的食品支出比重。同时，在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大部分年份内，CPI资料仅仅包括CPI和其中各大类商品价格的变化。仅仅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布的CPI数据区分了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算食品支出比重，并进一步计算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令i和j分别表示食品和非食品两类价格的变化率，我们有公式

       a = (v–j)/(i–j)

看上去，只要有v、i和j三个指标的数据，我们将能够发现a。表2列出我们利用中国2011至2015年v、i和j的数据所得到的a计算结果。假定我们计算的a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在2011至2015年期间，中国CPI的食品支出比重大约在0.30至0.35之间，同期的k值大约在3.2至3.9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五年中，k值大约为3.5。换句话说，在这五年里，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1%的话，相应的CPI将上涨3.5%。3.5%的CPI上涨率亦是一个让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忧虑的数字。所以，虽然中国的k值比美国低得多，但它依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2 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1-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	a	b	k=a/b
	%	%
2011	30.43	9.43	3.23
2012	31.25	9.42	3.32
2013	32.26	9.30	3.47
2014	35.29	9.06	3.90
2015	30.77	8.83	3.48

中国和美国的k值区别提示我们，k值不但因为各国的消费习惯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因为各国非农化进程先后而有所区别。我们考虑后一种情形。设想在非农化历史起点上，a=bà1，其时kà1；在非农化历史终点上，a=bà0，则在非农化进程中，a和b首先都呈现整体的下降趋势。其次，该趋势应当呈现非线性状态。再次，至少从大趋势观察，a应当比b下降更慢。第四，作为a和b的比率，k在a和b两者趋于零的趋势中将趋于无穷大，即当非农化趋于终点时，kà∞，因此，k在非农化进程中不仅会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可能出现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下图便展示了a、b和k在非农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能趋势。

图：k的上升趋势

注1：  公式 a = (v–j)/(i–j) 的推导：已知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的关系为v=ai+(1-a)j。从该式解出v= ai+j–aj = a(i–j)+j。移项为v–j=a(i–j)，解出a= (v–j)/(i–j)。

注2：美国数据来源：

食品支出比重：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Table 1 (2007-2008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0，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2012，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1，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1.pdf；2013，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2，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2.pdf；2014，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3，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3.pdf；2015，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4，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4.pdf；2016，Table 1 (2013-2014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5，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以上所有数据皆于2019年3月1日检索。农业产值比：World Bank, 2018,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Value Added (% of GDP),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 Dad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2019年3月1日检索。

注3：中国数据来源：

计算食品支出比重所需资料为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它们的数据来源皆为：国家统计局，2012，2011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201/t20120112_12776.html，2012年2月20日检索；2013，2012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1/t20130111_12921.html，2013年1月18日检索；2014a，2013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09_497145.html；2014年1月28日检索；2015，2014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09_665727.html 。2015年1月19日检索；2016，2015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09_1301937.html，2016年2月20日检索。农业产值比：参见美国数据来源。

“夜话”2020年第12期，2020年8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前天，2020年8月7日（美国时间8月6日），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从今年9月20日开始正式禁止美国境内使用微信和抖音。另一只靴子正式落下来了。

2018年初，我曾在国内住过外资旅馆。走入旅馆房间，便看到桌上一张中英文双语的“提示”，原来是该旅馆提示客人，从2018年1月1日起，旅馆不允许再向客人提供VPN服务（即翻墙服务），也就是说，旅馆不能够再让客人通过旅馆的网络登录和使用国外的比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WhatsApp、Line等服务。这是外资在中国的旅馆遵照工信部2017年《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而采取的措施。它表示，从2018年1月1日起，一个来自海外的普通旅行者如果不想付高额的跨国上网和电话费用，他就无法和其本国亲友联系，更无法使用其本国的网络服务。同时，政府也由此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即国内一些人利用入住甚至访问外资旅馆的机会，“合法地”翻墙阅览甚至使用海外网络服务。

不过，我看到那张提示后的感觉，就是“一只靴子落下来了”。

靴子的故事来自工业化初期的纽约。住在简易建造的公寓楼内，一位老人每天深夜听到刚刚下班回家的工人先后脱下两只靴子的声音才入睡。一天夜里，他仅仅听到一只靴子脱下落到地板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听到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因此也迟迟不能入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科学道理，即均衡。两只靴子很快相续落地，是双方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均衡状态。一只靴子落地而另一只靴子没有很快接着落地，或者虽然很快落地但不为对方所知，均衡状态就被打破：另一个靴子肯定要落地，什么时候才落地呢？

终于，两年后的现在，另一只靴子落地了：美国正式禁用中国最广泛运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中国普通旅行者到美国后，入住的旅馆不再许可向她/他提供能够连接微信的网络服务；即使探亲，其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像海外人到中国旅行，他们的中国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翻墙服务一样。

美国正式禁用微信，标志中美两国关系正在迅速走向新的均衡。旧的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建立之时，是不确定程度最高、对未来预期最难的短暂时期。对两个靴子的故事如此，对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在中美关系方面，由这次美国禁用微信和抖音，新的均衡格局已经大体形成。而均衡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状态。只要某个国家内部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只要国际上不出现关乎人类生存的迫切事件，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均衡格局就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今年初，我在回顾刚刚过去十年时（2010-2019年），曾经写道：“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 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中美进入均衡格局之后，世界经过一段短暂的颠簸，一些国家也将把它们的另一只靴子落下来，世界亦将进入均衡。

我们这一代人如今都在七十岁上下，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美交恶、八十年代初中美交好和如今的中美交恶，“有幸” 见证了历史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今天，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衷心地祝愿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健康长寿，能够亲身见证中美再次交好，中美关系进入另一个相互友好的永久性的均衡状态。

“夜话”2020年第11期，202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