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的起步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来说,197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当年1110日至12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2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说法,“实际上,当时中国所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不过,该次工作会议没有发布公开文件,公开的标志性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因此,我们只能以公报为依据并参照其它公开资料来回顾1978年发生的事情。

再读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发现“改革”这个词汇在那里仅仅出现两次,并且和1949年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类句子中的“改革”一样,不包括任何后来我们经历的改革的含义。至于“开放”一词,公报中毫无踪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农业,一点是法治。在农业问题上,会议公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农业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会议第一次隐晦地承认了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的事实。但除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农业外,公报没有提出任何与毛政府时期不同“改革”措施,反而强调坚持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可我们今天知道,要不是后来的农村基本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根本走不出几步,中国人现在还吃不饱肚子。就此而言,我有理由相信,纪念改开40周年的大量文章,由于仅仅限于经济改革,文章的作者可能在写作前没有读过或者再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其实,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由上层主导的国家中,政治远远重于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之所以把1978年视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不是因为它跨出了中国经济改开的步伐,而是因为它跨出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决定性步伐,从而为最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打开了一泻千里的闸门。

仅仅从字面看,我们不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经济问题上和过去的类似公报有什么重大区别;它与其它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的明显区别,在于它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无论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且进一步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的强调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这句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实于任何团体或个人。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侵犯公民权利的,只能是有权的人侵犯无权的人,做官的侵犯老百姓,大官侵犯小官,中央主席侵犯副主席的公民权利;不遵守国法党规的,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特权的,首先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报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只是对刚去世的毛泽东的一种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用了“亡党亡国”这么严重的词汇。在那些天天歌颂毛主席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在那些饿死屈死都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那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最高级公开文件所用的“亡党亡国”一词的含义呢?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在依然纪念毛泽东的人中还是在要求追查毛泽东的人中,都很少有人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到了接近“亡党亡国”的地步。是的,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几百年来只有崇祯皇帝和慈禧太后把中国带到了”亡国”边缘,“亡党亡国”之罪怎么能和“人民的救星”、“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联系起来呢?但是,内部人知道真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知道真情。正是在骇人听闻的真情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集中的中国高级干部才第一次公开地要求最高领导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得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应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首先出于与会的高级干部对个人命运的担忧与保护。有多少与会者明了“公民权利”的含义?有几个人在提到“公民权利”时同时想到比如下属的知情权、农民的迁徙权、工人的工资谈判权、学者的言论权?他们呼吁公民权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同事只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喜怒而成阶下囚。全会公报中列举并为其恢复名誉的人,例如彭德怀、陶铸、陈云、习仲勋、黄克诚、薄一波等等,都忠于共产党,却又因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而被定为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他们要为自己伸张冤屈,就要呼吁民主与法律。刘少奇临死前想到宪法何在,这些要求恢复名誉的人在受到毛泽东迫害时同样想到了宪法和党章。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诉求宪法党章,诉求法律民主,既为自己平反,也为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新的迫害。而他们的行为同时为中国以离开皇权专制为标志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大门。

作为中国政治的局外人,作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关注中国变化的普通中国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皇权的公开限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19111949年的短短38年外,皇权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无限的。这一无限的皇权既得到皇帝和臣子的认可,也得到百姓的认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大救星”等等反映的都是皇权的无限性。我本人年轻时同样是无限皇权的热心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49年之后,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重新习惯了无限皇权的状态中,第一次明确放弃了无限皇权,并且通过局外人今天依然不清楚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也确实从那以后避免了皇权的无限扩大。因此,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皇权的有限性一方面让其它官员有了独立裁量和决策的空间,让普通人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即历史规律或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所以,正是这个有限皇权作为必要条件之一,使得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后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公开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并且由于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取得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所以,我们又习惯地把1978年迄今的四十年视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把对1978年纪念狭义地视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

注: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出处是:“一九七八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8768445.html2018118日检索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119


“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的起步”的3个回复

  1. 刚刚把最后一句中的 “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基础从天命或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 改成 “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即历史规律或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最初写作时便有“正当性”一词,后来自我审查,把它删去,现在还是加上,感觉好一些。
    谢谢网友的谅解!

  2. 雀巢:你好!谢谢你的关注和评论。不过, 我不觉得外国侵犯是个顾虑。国家动乱吗?可能更多是一种推脱的借口。如果真的是这个理由,那就应当有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比如有些强化皇权的语言和措施就坚决不会推出。反对皇权,虽然人人拥护,但有幸登上皇位的人可能就不拥护,从中渔利的人也不会拥护。因此,如你所说,政治改革,任重道远。
    再次感谢你的关注和评论!

  3. 中国需要民主,人民需要自由,国家需要宪法,为此,国民付出了几百年的眼泪和鲜血,乃至头颅。历史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一夜之间还权于民,既怕国家动乱,又怕外国进犯,诸多顾虑,也是难免。反对皇权,人人拥护,因此政治改革,任重道远,好在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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