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乡村有感

今年,2018年,是我去农村种田的五十周年。1968年的我,作为初中毕业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政府送到乡村,直到1977年返回城市。

我生于1953年。据家母回忆,父母在1959年我6岁时要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于是改送小学,侥幸通过写自己姓名和从1数到100的简单测试,开始上学。六年小学后,我于1965年入初中,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停课闹革命”,也赶上了1968年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到乡村种田。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标准年龄7岁上学,我的命运将是在1966年“小学毕业”后依然待在小学,等“文革”的中学生都上山下乡离开学校后,再于1969年进入初中。那样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去乡村种田,我的人生轨迹当然也是另一样。所谓命运捉弄人,诚不我欺也。

然而,当我于今年春节重返当年生活的村庄时,我才最终发现命运中的村庄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当年所在的建华生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建华生产组,是一个大约30户、130人的独立小村子),已经变成了“建华苑”小区。小区内有7幢六层楼房。小区旁则是更大的居住社区。原先的“建华村”只剩下小区栅栏外的几处旧屋和废墟;种粮的大田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些零乱的菜地。当年插队的乡村,如今已经城镇化!建华生产队或者建华村,将仅仅是留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

站在新建的小区前面,我似乎幻然所失:青年时代记忆的附体全然消失了:村前的水井,年轻夫妇一个提水一个洗衣的欢乐;村边的自留地,夏日晚霞下众多粪瓢撒起的水影;村后的土山,一陇陇山芋苗的青绿;稍远的大小圩田,茁壮的稻苗上闪耀的是汗水。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带着我的感情,我的生命。我突然发觉,我的返乡,正是灵魂寻找它的附体;一旦发现附体永远消失了,灵魂也无法持续,一部分生命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流失。

不过,我很快就从幻境中释然了:非农化毕竟是历史大趋势;而我和几千万城镇青年被迫下乡种田,只是那大趋势旁的短暂逆流。我曾不由自主地身处逆流之中。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那段乡村生活如何深刻地融入了我的体魄和精神,那一段生活在社会层面上都仅仅属于历史的逆流;而今天的乡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我应当祝贺而不是感伤建华村的转型。

是的,那股逆流在五十年前是那么地强大,几千万人口在短短数年内便从城镇倒流入农村,从学校倒流入农业,从学生倒流为农民。我自己当时如此衷心的拥护这一逆流,以为它才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唯一途径。今天,站在建华苑前,我深深体会到历史的力量:仅仅五十年,短短的五十年,那股非城镇化的逆流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然,那股逆流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它,建华村也许在五十年前就转型为建华苑了;而我也将获得完整的中等教育,不会为了写这篇简短的文字而翻查数遍“四角号码新词典”。

愿我的农民朋友们在新的小区里、在非农化大转型中获得新的精神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本。

愿主保佑我的农民朋友们!

“夜话”,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27日

附录:两张照片

建华村旧址,在建华苑内栅栏前摄影

“重访乡村有感”的7个回复

  1. 对拙文“重访乡村有感”中提到,如果不是那股把市民农民化的逆流,我下乡的地方五十年前可能就城镇化了。这里解释一下。我下乡的地方,附近有当时号称中国最大的水泥厂,我在那里的时候该厂名就是“中国水泥厂”,现在不知道是否改名了。那个厂1949年之前就很有名了。附近还有其他很大的制造业企业如矿机厂等,因此,我下乡的地方不是典型的乡村地区,而是靠近工业区和城镇的村庄,容易实现城镇化。

  2. 胡老师好!经常浏览您的博客,关注动态,今天来个首评!我家处中原大地郑州郊区农村,受政府新政(自贸区设立、新型城镇化试点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影响,当地新城建设如火如荼,连带周边地级市也出现了您文中所言“建华村”的类似现象。父辈二十年前还是农业为主,如今农业户籍的人们选择脱离土地,农业为辅。现在来看,因为看不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现象,只看数字的话,还有至少一半农民,可土地的产出已经完全难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我想剩余劳动力还是大量存在的,至少在我未来的二十年内,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还在进行,还要至少持续两个二十年。(简单评论下哈,这些都是学习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章节和文献对身边现象的感悟,希望没有理解错误)

    1. Max:你好!我们还是用“你”称更自然些。谢谢你对我的主页的关心,谢谢!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几乎不用这个概念,原因是它的模糊性,无法定量研究。毫无疑问,中国农业依然存在大量需要转出的劳动力,但这和剩余劳动力恐怕不同。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刘易斯最初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时,他把剩余劳动力的消除与农业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相等看成一回事。可是,刘易斯当时亦指出,他说的剩余劳动力和欧美国家出现的即使是大规模失业也不是一回事。他甚至认为欧美国家当时不再存在他所说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刘易斯写作的时候,欧美国家的农劳比至少有25%,如今却不足5%。因此,从刘易斯那时到现在,欧美国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可却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什么转移呢?简单地说,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今天欧美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宁愿用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去理解我们国家今后依然会有的劳动力转移,而不用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如果你有时间,不妨看看拙作《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成就、问题和发展前景》中对此的解释,并提出批评。不过,我以前疏忽了,没有及时把拙作发到这里。我刚刚在给你回复的过程中想到这篇拙作,查了一下,本网页好像没有,也就才上传上来。对不起。

      1. 嗯嗯!谢谢胡老师的回复,我就是去年4月份在史清华老师的课上听过您《农业劳动力转移》报告的学生。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农业劳动力转移更准确地捕捉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激烈并且难以控制的变化,我从我生活的家乡就深深体会到了。可能这种转移过程是渐进的,但我们都没有生活在“建华村”,村子里的人也是一定程度上“不知身在此山中”。我很赞同您用动态的“转移”替代“剩余”这一相对静止的概念。我目前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日韩都经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Hayashi(2008), Kei-Mu Yi(2013)),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国际贸易发展特征,这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可能由于外部需求的存在,进入了贸易品生产部门,当然这就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框架来解释,并且欧美国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就过度到了工业大生产阶段,当时国家间贸易往来也是逐渐繁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因素,同时也是相互影响的,希望没有理解错。很高兴经常能看到您更新博客,笔耕不辍。

  3. 胡老师,新年好!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实属无奈,现如今,农村几乎没有无40岁以下的劳动力了,不过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名词将不复存在了。

    1. Quin:
      新年好!谢谢你的留言!我想,即使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农村剩余劳动力”了,因为农村人确实不多了。当然, 如果把低端人口赶回农村,农村可能又会出现“剩余劳动力”。谁知道呢?对中国短期中期预期的不确定性,随着废除任Qi 条款而变得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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