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普通人

“双周夜话”2004年第23                                   20041123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2岁。我22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5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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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1022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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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                              2002125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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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                               200393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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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双周夜话”2002年第8

200249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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