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祥: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历程

 

引言

以中国1978年的农业改革为起点,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构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的世界经济史的重要现象。转型经济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外研究转型经济的专家甚至认为,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而没有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那就不成其为转型,至多成为改革(科勒德克,2000)。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无疑是最令人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改革能否进行下去并完成、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最终建立的关键问题。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初就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在保持国有部门的同时,从放松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管制开始的,与此同时也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稳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几乎从没有把私有化作为一种改革措施进行认真讨论。1992年之前,官方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能变动公有制产权。但是,事实上,一旦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尤其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本文主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重点是以1992年以后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非国有化进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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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秋霞: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朱秋霞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波恩大学博士)

 

 

 

引言

 

本人于1999年撰写德国财政制度书稿的时候,《外国财政丛书》编委会曾经对我在书中提出的东德私有化债务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私有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亏损而不是盈利。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经历了17个年头。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是在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下悄悄地进行的,因而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失。这种没有法律程序和公开监督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能够得以存在,并且在理论上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可的原因就是,只要国家财政不亏本就是好的,就应该支持。所以,包装上市和债权转股权这些荒唐的私有化方法能够在中国大摇大摆地横行。这里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误区就是国家财政帐户中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这种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有谁能够交出一本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帐来,证明国家财政没有因此承担亏损?国家财政到目前为止为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注资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城市地方财政为所有下岗人员提供的社保和就业扶持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通过包装上市从股民手上圈去的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国有房地产公司通过国家垄断下的圈地运动又从老百姓手里圈去多少个亿? 果人们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提供答案,我就有理由对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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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荣:国有企业兼并的几个法律问题

 国有企业兼并的几个法律问题

 

                                   李占荣[]

 

    国有企业的改制,如果单从其形式上来划分,主要包括股份合作制改造、公司化改制、企业的兼并、企业的分立、企业的托管、企业的出售、企业的承包租赁、企业的债转股以及等。以上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要么意味着原有法律主体的消灭、要么意味着原有法律主体的变更、要么意味着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原主体则不变化。国有企业的改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型企业。在国有企业的改制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去面对,比如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嬗变说明了什么?撇开意识形态,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有什么不同?从法律命运上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将走向何方?也许,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法律问题,它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许多领域,不管这个问题是如何的宏观、综合和复杂,法学与经济学首先应当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本文拟就国有企业兼并的几个法律问题略做探讨,并提出一个立法纲要,以期抛砖引玉及讨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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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雄飞: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胡雄飞

一、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确保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功能,我们不仅要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市场规则,而且市场规则还要法治化,即把各种市场规则以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有关的政府部门依法对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加以监督管理,并进行必要的评判和处置,以维护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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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特别是这次郎咸平引起的国有资产改革大讨论,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向高潮。我的观点是,国企改革,或者说制度的改革,不能仅限于所谓的产权改革,应该包括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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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MBO的合法性及当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缺陷

MBO的合法性及当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缺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
1218

 

一、 MBO从小型国有企业拷贝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

 

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所运用的管理层收购模式在县市中小企业里进行实施时,基本上未遇到阻力。自山东诸城全卖光开始,经历了一个开始由企业全体员工持股 [EMBO] 到后来仅仅管理层人员持股[MBO]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许多企业的MBO尽管有许多阻力,职工有许多意见,但大都在地方政府的调和下最后完成。管理层收购这一国企产权改革模式只是在行进到大型国有企业时,才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舆论抵抗。
   
由此看,中国的国有企业MBO改造与国企的资产规模和历史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当企业资产规模不大和企业效益不好时,社会还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当资产规模较大并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润时,再推行MBO便有过度瓜分国有资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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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社建:郎咸平现象受关注实质何在

郎咸平现象受关注实质何在

    刘社建

  
郎咸平教授自8月9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后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郎咸平及有关国有产权改革的大讨论。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其背后隐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现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学者的责任等诸多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旧有矛盾与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逐渐深入,一些新矛盾与新问题逐渐显现。“三农”、就业、城乡差距、投资消费失衡、国有资产流失、收入分配差距等矛盾与问题将对未来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利益集团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逐渐分化,原来所有利益集团都能获得较大利益的状况不复存在,而是某些少数利益集团获得了更多收益。尤其是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时,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存在的社会不公。当有郎咸平教授这样的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反对国有资产流失时,自然极易得到共鸣与拥护。
  
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足以振聋发聩,国有资产流失已到了非下大力气真正解决不可的地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就业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主体风险逐渐加大,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益严重,普通公众正在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1998年国家出台稽察特派员制度,2000年稽察特派员制度演进为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国资委会成立以来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出了不懈努力。2004年5月李荣融主任表示今后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主要通过董事会进行的构想,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改变,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与内容也有所转变。以前国有资产流失更多是由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通过各种方式侵吞、转移、损害国有资产造成的,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壮大的经济实体民营经济的参与,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肯定将会得到更大发展,但问题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代价。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虽然并不能像专业学者那样真正洞悉可能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实质,但当有经济学者振臂一呼指出问题时,自然会得到诸多共鸣,从90%的网民对郎咸平教授表示支持中我们就可见一斑。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其揭露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正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角度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但是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化以及民营化的进程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能为某些集团侵吞国有资产寻找借口。无论于理于法而言,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换取市场化是绝不可能的,那样所谓的市场化只是极少数人的市场化,普通大众不但不能从中获取好处,反倒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恶果。在一些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效率时,社会公众的效率与公平自非其关注对象。不可讳言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包括收入分配差距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而通过所谓民营化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剧了社会不公,而且也出现了由社会不公导致的影响效率的状况。那种以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换取的效率并非效率,只能造成国有资产向少数人的集聚。尽管有论者声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改革将造成更大的流失,但这决不能成为国有资产可以向少数人流失以及某些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公众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不满在郎咸平现象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这也是郎咸平现象受到关注的重要实质。
  
一些学者的表现也引起了公众对郎咸平现象的关注。当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著名经济学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时,公众不得不对其良知与责任心表示怀疑。诚然,学者要有良知与责任心,但是这种良知与责任心应是对社会公众而不是对少数人尤其是其所属利益集团的良知与责任心,也不是借效率之名行私有化之实的良知与责任心。
  
郎咸平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关于郎咸平现象的争论仍将持续。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不会因此而逆转;这一现象只会对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积极影响,并促使其不断推向前进,更加有效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下一步改革可供考虑的思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出资人尽快真正到位,尽早构建完备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构建高效合理的制衡约束机制,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拔力度,选拔能力足够并尽职尽责的经营者,切实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专业素质与专业水平,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并构建有效的重大事项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有必要努力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完善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必要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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