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它标志着我退休了,退出了职业生活。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工作是教学和研究。二十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领域内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自己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又发现了许多问题。在今天这场为我举行的研讨会之前,一些朋友希望我在这个研讨会上提出若干我认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我同样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从理论上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把我的思考整理一下,提出以下十二个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由于我的思考集中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方面,所以我所提出的问题也局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范围。
    在具体提出问题之前,我先简单交代一下这些问题的背景。
    首先,在我们了解的人类大历史中,人类经历和将经历的社会可以分成三个类型: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次大转型分别是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农业化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到后农业社会的非农化转型。在当今时代,人类、中国和我们个人都正处在非农化转型之中。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各有许多特征,但两者都可以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来描述。农业化转型中,农劳比上升;非农化转型中,农劳比下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距今10 000年前全人类都是采集狩猎者,到距今3 500年前则只有1%人口还以采集狩猎为业。农业社会出现了劳动分工和非物质生产性职业,不需要人人务农。我们假定在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农劳比为80%。西欧许多民族在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时农劳比可能低于80%。王玉茹教授估计中国在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农劳比为80%。中国有系统的年度系列数据始于1952年。那一年中国农劳比是85%。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在非农化转型时期的“任务”是把农劳比从比如80%降低到比如1%。如果这一任务不能通过所有新生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业、现有农业劳动力依据人口规律退出劳动大军的方法来实现,人类的非农化转型“任务”便部分地变成把现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的“任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说到底,它是一个人类自身变化演进的问题。比如,农业化消除了人在饥馑时吃人的现象,产生了耶稣、孔子、穆罕默德。非农化对人类演进应当具有类似甚至更严重的影响。不过,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我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
    其次,如果我们假设人类从公元1700年前后开始非农化,那么到公元2000年全世界的农劳比大约降低到了38%。人类在这300年间走完了非农化的一半多路程。我相信人类在剩下的路程中将会走得快得多。我的一个理由是非农化的强处已经充分显示在人类几乎所有民族眼前,反非农化的意识形态不再成为非农化的严重障碍。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亲身经历非农化的时间也不多了。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作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
    现在我将提出若干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问题。当我准备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向数学家提出23个问题的著名故事。希尔伯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二十世纪数学研究的方向。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问题中仍然有个别问题难以定义从而难以用数学方法解决之。因此,在提出我的问题之前,我想提醒在座的朋友注意,我在下面提出的问题肯定也会有类似以及更严重的模糊和不当之处。
    下面我进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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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胡景北教授从教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和退休晚会”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和小朋友:

      你们好!

      我非常感谢这次学术研讨会和晚会的组织者,感谢各位的光临。你们给了我人生莫大的荣幸。谢谢你们!

      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也是我从职业岗位上退休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去教堂参加弥撒。神父诵读的福音书是耶稣赦免一个犯错女性的故事,耶稣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在刚刚过去的六十年里我犯过许多过错,许多罪过。感谢天主,今天的福音也许意味着他赦免了我过去的罪过。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六十岁以后的我应当做得更好,为大家,为世界,为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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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名教授的学术贡献

  

最近办理退休手续要填许多表,绝大多数填写都是无聊的重复,“有关部门”根据员工资料即可“机打”完成,只是《高级专家提高退休费比例审批表》的一栏“主要贡献”,让我填写时很费踌躇:自己做出了“贡献”吗?自己做出了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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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信仰毛泽东到批判毛泽东的转变

    最近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这让我想起我从信仰毛泽东到批判毛泽东的转变,或者说也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因为毛打的旗号也是共产主义。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表过我的两本青年时期日记,那是绝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信仰。当时我以为信仰毛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信仰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本人,或者说是毛本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青少年时期,毛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怀疑他解释的人,即使是从拥护他的角度,即使是他自己先前也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专家,例如杨献珍等,都立即成为反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自己的说法真是正确。他曾经强调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别人误解了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是别人宣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年轻时候对毛没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我当时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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