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人的幸运和唐山人的不幸

  

       汶川大地震一年了。

       昨天,中国政府在汶川召开纪念地震一周年大会,国家主席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512则被定为中国的防灾减灾日。

       汶川人是苦难的,他们不幸地承受了大地震的苦难,他们在为我们所有人承受大自然撕裂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可但汶川人又是幸运的。就凭着昨天在汶川的纪念活动,就凭着国家防灾减灾日的确定,在中国六十年来的灾害史上,汶川人便可以算是最幸运的了。

       根据地震局的资料,汶川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发生的最“烈”地震。但是,在我看来,汶川不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惨”的地震。

       “惨”属于人类的心理感受。如果非要找一个客观标准的话,“惨”至少可以用灾害中的死亡人数来度量。按照这个标准,汶川地震远远不及唐山地震“惨”。但唐山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既没有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到唐山。唐山地震纪念馆那时连影子还没有,更不用说永久或半永久纪念的国家防灾减灾日和唐山地震的联系了。至于唐山地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得到的支持和宽慰,那就更少得多了。所以,唐山地震不但在客观上说最惨的,就当时和事后的境遇来看,唐山地震受灾者也比汶川地震受灾者惨得多。

       所以,比起唐山人,比起60年来其他许许多多地震和自然灾害受难者来说,汶川人是幸运的。

       汶川人之所以比唐山人幸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差别。唐山地震发生在极权的毛泽东政府时期,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后极权的胡锦涛政府时期。极权政府是一个要求你崇拜的政府。你不崇拜就是你的错。尽管它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但它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由它自己说了算的,你的义务只是崇拜。后极权政府自然还不是民选政府,但也变成了一个只能要求你拥护的政府,你不拥护可能因为它的错。所以,它自己说民生第一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民生第一不再由它自己说了算,你也可以反驳。极权政府下发生唐山地震时,政府怎么做都是对的,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责难。后极权政府下发生汶川地震时,政府说自己对没用,它必须提出证明,它必须面对老百姓公开的责难。所以,政府必须做出一些事情,包括今天的纪念活动来证明自己是关心民生的。在这方面,政府甚至愿意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国家防灾减灾日设在唐山地震日728,也许就比设在汶川地震日512更合适。

       政府的进步是最困难的。当今中国政府的进步是汶川人和中国老百姓之福。但是,政府的退步却是最容易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希望扩充自己的权力,都希望自己得到下属和平民的崇拜,都希望封锁对自己的公开责难。即使在汶川地震救援和善后中,我们依然常常看到政府退步的倾向,比如在地震级别报告和学生死亡信息的公开上,在宣传政府对灾民的关心上,在只谈指挥正确而避谈失误上。同时,政府还忌讳公众谈论极权时期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三年大饥荒等造成公众巨大苦难的事件。其实,无论唐山大地震救援还是三年大饥荒爆发中的种种问题,都和现在政府领导人个人无关了。但是,那种掌权者无论怎么做都不受责难、都得到崇拜的感觉,也许依然吸引着今天和未来的掌权者,所以现在的掌权者才不愿意别人批评极权政府达到的那种掌权者的“天堂”。就此而言,中国重新走回极权政府的危险是存在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依然非常诡秘,下一次中国发生灾害,受灾人也许不会像汶川人这样幸运,唐山人的惨剧依然可能重演。

       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未来的受灾人像汶川人一样幸运甚至更幸运,公众尤其受灾人无疑需要政府,但公众和受灾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自己既可以感谢也可以公开责难的政府。

 

“夜话”2009年第7期,200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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