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

(敬告:本文曾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 期。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述报纸刊载的文章。

注意: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为了方便才放在“学术探索”栏目下。)

 

 

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

 

 

胡景北

 

 

郑品文的文章“户籍制度近期暂不宜改”(见“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第23第一版,以下简称“户籍”)标题上观点不能说不明确,只是“近期”和“改”两个概念使人疑惑。“户籍”中“改”的含义有三种:修修补补、彻底改革、废止,但作者的着力点似乎在“废止”,我们在这里也仅仅就废止来讨论。“近期”的确定好像更加困难。经济政策研究的文章中,近期似乎多用于一到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如果“户籍”中的近期指的也是这样的时段,我基本同意户籍制度“不宜改”。但如果近期指的是五年或者十年,“户籍”内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假如近期的含义是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不宜改”的观点就可能是错误的了。那么,“户籍”用的近期到底是多少年的时段呢?“户籍”没有明说,但用两个条件作了界定:1。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2。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这两个条件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需要多少年时间呢?“户籍”也没有明说。我想,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取决于“完全”和“均衡”的程度。真正的“完全”和“均衡”仅仅在理论分析里的“长期”中存在,而在关于户籍制度这样的经济政策分析里永远不会存在。想必“户籍”也不会讨论那种抽象的“完全”和“均衡”。那么就一种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对废止现行户籍制度而又足够的“完全”与“均衡”的程度来说,“户籍”对第一个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对第二个条件则要求低层次的农民和优秀的中、西部人才不往或者不很多地往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达到这一要求所必须的中国城乡和中国各地区发展的均衡水平,乐观些说,大概总还要三到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二十年的努力吧。如果我的推论不错的话,郑品文的文章标题改成“户籍制度二十年内(或更长)不宜废止”,也许更合乎他的本意,同时也更符合写文章的规范。

 

假如上面对“户籍”的理解成立,下面便能够有的放矢地提出驳论。第一,“户籍”所提出的不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不是建立户籍制度的必要条件。当年中国建立户籍制度,是和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相联系的,其目的是确定统销制度的适用人群。而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又是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目前,这两个前提都已基本消失,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支持它的户籍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户籍制度在后来的演进中可能获得了新的独立于统购统销制度的意义,因此到今日,即使后者消亡,前者仍有存在的价值。按“户籍”所说,这样的价值在于:1) 可以避免城市的贫民窟现象,对城市发展有利;2)可以避免西部城市人才流出。不过,就现在东部城市的吸引人才的政策来说,西部某个人只要是人才而且又愿意东流,他就可以流出西部,现行户籍制度对此已经难以产生“避免”的功效。而就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来说,户籍制度无疑对城市有利。但正如“户籍”所说,“虽然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中,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仍然要高于农村”,因此,避免贫民窟现象的户籍制度,显然阻碍了农民对比农村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追求,显然对农民不利。而由于农民既占中国当前人口的大多数,比起城市人来说又是更贫穷、更缺少组织、更不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少受到户籍制度所有利于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同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是把“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用对少数人有利的观点来论证户籍制度的合理性,恐怕尤其不应当由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学府的学者所提出。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户籍”中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国家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国家现在对城市居民的补贴,是以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制度为前提的,目的是保障城市居民高于农民但仍然相当于生存水平的基本生活。现在,计划经济的低工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相当高地超过了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尤其考虑到那么多农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既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基础,也基本失去了经济的理性。目前的补贴本质上是城市居民在政治上继续保有的特权的经济表现而已。因此,只要这一特权还没有消失,补贴就会存在;而维护这一特权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因为正是它,把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明确分开了,把国家的公民分成为两个等级。所以,“户籍”提出的废止户籍制度的第一个条件,确实如“户籍”所做的那样,很难有时间的概念。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这里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如果更就事论事地讨论补贴问题,便应当认识,当前政府对城市居民的补贴,已经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和实物补贴逐渐转变为对仅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补贴。而且,按照现行的保障制度,这种补贴不但不会取消乃至于完全取消,而且很可能越来越重。所以把户籍制度的废止和政府取消补贴联系起来,会将户籍制度的维持推到更远的未来,因此是不恰当的。近十年来在中国城市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往往被忽视了。这一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各城市纷纷拆除厚重的有形城墙、拓宽城市对外通道的同时,却为阻止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筑起了更为厚重的无形城墙:社会保障制度仅仅适用于城市人,而政府财政为此承受的负担,将是经济学上维持户籍制度和城市人特权的强大理由。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负担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在这一制度尚没有健全,从而在其健全阶段还可以做出适当制度变革的时候,户籍制度就应当废止;也就是说,由于新的补贴问题的存在,户籍制度应当更早而不是更迟地废止。

 

从经济学上说,我认为废止现行户籍制度在五年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我的初步立论已经包含在上面的段落内。当然,废止户籍制度是个非常重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三峡工程。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不利于城市人群,为了把贫民窟现象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到范围内,为了有序地展开废止户籍制度的过程,我建议人大和政府现在就应当把废止户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在人大建立专门委员会处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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