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陶渊明申冤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                                                    200257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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