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应当说话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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