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双周夜话” 2004年第08                               20040412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最近整理书籍,竟发现了久违的《论语批注》。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写作的,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内部发行。按现在的规矩,内部报告等,只要受到市和市以上领导重视,便可计为学术成果,作为晋升教授、博导的依据。若能有中华书局这样著名的机构内部出版,身价自然更高。由此看来,这本当年的著作,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当年这本著作发行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不仅仅了解)的。所以,重新看到自己年轻时认真学习过的这本书,我甚至有一种亲切之感。我是在学习它和类似它的著作、文章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不但习惯了那些语言,那些思维方式,而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虽然今天它们不再流行,可我往往还有一种“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因此,又看到这本书,我忍不住打开读起来。然而,即使我熟悉它们,即使我虔诚地相信过它们,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内容,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相信的是另外一些“好”的文字。但是,白纸黑字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历史:我对孔子的最初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本批注,按照《论语》的篇目顺序,一句一句地逐句加以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仅列出《论语》中两句话和作者的批判,以忆自己青年所学,且为今日之镜也。  

  《论语》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批判: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宋代反动哲学家朱熹,曾把《学而》吹捧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事实上,孔丘的那个“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孔丘的那个“德”,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德”。《论语》一开始就记载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目的,反映了儒家维护没落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论语批注》第12页)

 

  《论语》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被各个时代反动派吹捧了两千多年的“智、仁、勇”,绝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美德,而是孔丘提出的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孔丘所谓“知者”,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够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的人;所谓“仁者”,是指能“克己复礼”,并能按周礼进行统治的人:所谓“勇者”,是指能为维护奴隶制而卖命的人。孔丘力图把他的门徒培养成这样的人,后来的儒家著作《中庸》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称为“通行天下的美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一直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目的,就曾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抗日战争时期反共老手陈伯达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胡说“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又搬出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胡说什么“仁”就是团结,“勇”就是斗争,“智”就是“唯物论”,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论语批注》第20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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