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的天文望远镜

    时间跑得真快,一转眼,又到了羊年春节,新的乙未羊年开始了。

    羊年春节我得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礼物:天文望远镜。妻子经由网络订的货,送到家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听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活动,便记在心上而借此机会送了一架望远镜给我。

    今天春节,我把这架型号为Celestron Astromaster的天文望远镜装配好。可惜天公不作美,厚厚的云层把群星遮蔽得天衣无缝,再好的望远镜亦无济于事。不过,羊年春节和天文望远镜结合在一起,倒勾起我对自己参加天文小组活动的回忆。

    五十年前的1965年,我考入南京九中,分配在初一(2)班。入校没有多长时间,大约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南京市少年之家成立天文小组并在市内几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中招收天文爱好者。初中天文知识是在“地理”课中讲授的;刘默然先生那时是我们班级的地理教师。他通知并鼓励我们大家报名。我报名并接着参加了一个大约20分钟左右的临时书面考试。我对自己初一年级情形记忆极少,对课程考试状况更是毫无记忆,但对那次考试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考得不好,自觉羞愧,但后来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录取通知。更重要的是,好像从那次考试以后,我又经历过若干次感觉糟糕的考试,但全都和那些天文知识考试一样侥幸地过关了。

    在我的记忆中,南京市少年之家虽然有很多少年甚至青年的兴趣小组,但1965年才第一次组织少年天文小组。以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为标志,南京当时是国内天文观测和天文学研究最强的城市。感谢南京的天文学者和少年工作者想到中国未来的天文学发展并建立起这个少年天文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只有十几个人,除我以外好像还有一位九中学生。小组至迟从十一月初的某个周末开始活动。南大天文系派了一位高年级学生当我们的辅导员,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非常亲切也非常博学,对天上的星星几乎无所不知。我们一开始上了几次课,他给我们讲解了天文知识,比如天赤道、天黄道之类概念,都非常抽象。记得他还指导我们做一种月相仪,把一个纸板圆盘夹在两层纸板之间,转动圆盘便可以知道一个月中某一天的月相和几种星相。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在冬天的晚上,天文小组在南京一中的大操场上观察星星。那时的南京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夏,尤其是位于城南市民区的一中周围好像三层楼以上的房子都不多,更谈不上彩色的霓虹灯。站在一中的大操场上,远处只有零星的晦暗灯光,天空特别清澈,星星特别明亮。辅导员拿着一个大手电筒,在清澈宁静的夜空中,电筒光像一条通体透明的白色圆柱射向空中。辅导员用电筒光指向某颗星或星座并告诉我们这些星和星座的名称和性质,比如金星、木星、天狼星、大熊星座等等。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都非常羡慕他的那个大手电筒,那道射向遥远天空的光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点点繁星留下的印象。在那个普遍贫困甚至饥饿的时代,尽管各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但没有任何家庭能够买得起那样的大电筒。实际上,在冬夜的寒风中,从辅导员到我们学生,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祅和粗笨的棉鞋,闪烁着蓝光的星星更令寒意刺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断言宇宙天际的神秘是不是让年少的我们在寒风中依然兴趣盎然,也许有时是有时不是吧。

    我们天文小组的活动大约持续到翌年四、五月份。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聚会观星的情形了。但辅导员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得到通知、也不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活动。我也记不清学校在那个春季学期是不是举行了期末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批判“三家村”和批斗“牛鬼蛇神”阶段在1966年上半年已经展开。无论如何,从1966年中期开始,我们天文小组成员就没有再聚会过。我自己因为在“文革”中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而把兴趣转换到社会科学,也再没有涉及天文学领域。也许,没有“文革”,我可能更多地攻读数理化,甚至可能依托少年天文小组的锻炼而在成人后学习和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文革”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文革”后我虽然有幸拾回了大学教育,但我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已经不可扭回。对于天文学,我只能在闲暇时看看科普读物而已。

    其实,在我们天文小组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它的短暂命运就被掌控普通老百姓命运的“领导人”确定了。“文革”起动的重要标志即姚文元针对吴晗的大批判文章便是在1965年十一月发表的,毛泽东江青夫妇打倒刘少奇的暗斗亦就此而进入你死我活的明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无辜青少年的命运也就被残酷地裹挟入上层争夺之中。五十年前,当辅导员细心地为我们这些毫无古文知识的少年讲解北斗七星形状的时候,但父母深夜等着我们回家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能够对照星图辨认星星而兴奋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完全想不到在我们“深深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正发生着殊死的争斗,完全想不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会因此而被扭曲甚至结束。因此,在乙未羊年的春节,在我参加天文小组五十年后才得到的这架天文望远镜前面,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现在的中国孩子不再因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争斗而失去学习科学、健康成长的机会,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再因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扭曲。

    谨以此文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自杀的刘默然先生,并以此文纪念一九六五年的南京市少年之家天文活动小组。

 

    “夜话”,2015年第5期,2015年1月19日初稿,1月22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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