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许暂时避免了重走专制回头路的危险

 

       我们国家最近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无疑是现任重庆直辖市副市长、名扬全国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私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根据我国政府的消息,王立军“26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无论最后调查结果如何,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至少表明他有一些话对公众说,而这些话无论在重庆、成都还是北京他都不能公开说。这位“打黑英雄”要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我们现在连王立军的“英雄事迹”都真假分辨。可无论王立军的打黑英雄是真是假,王立军之所以冒险私奔美领馆,应当是他认为自己尚有冤屈。我相信,他之所以又自愿离开美领馆,是因为他要表白自己不想离开中国,而仅仅想把一些能够说明自己冤屈的材料交给美领馆或者委托美领馆交给他的友人。

在我看来,王立军事件不仅揭示了以唱红打黑为特征的“重庆模式”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在关乎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提供了一种契机,使得中国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内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

为什么说王立军事件让中国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我的理由首先在于王立军的重庆模式形象。重庆模式有唱红打黑民生三个特点,所缺的仅仅是民主,而民主才是考验一个模式生命力的主要标准。王立军作为重庆模式最重要的形象人物竟然在申冤中求助于以民主为感召力的美国,对缺乏民主特征的重庆模式极具破坏力。在此关头,重庆模式起死回生的唯一方式是提倡民主。如果这样的话,重庆模式对整个中国的作用将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并避免中国重走专制回头路。

如果重庆不提倡民主,本来就具有强烈专制指向的重庆将无法解释打黑英雄自身在重庆的悲剧,重庆模式将陷入困局,它所代表的专制指向亦将陷入困局。现在不少人把重庆的唱红视为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途径、把重庆的打黑视为中国铲除腐败造假的样板、把重庆的民生工程视为消灭中国贫富差距的方法,甚至把重庆视为中国现在应当走上的道路和中国重回毛泽东专制的希望。然而,王立军事件暴露了专制制度解决精神危机、腐败造假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缺陷。正如林彪事件大大降低了毛泽东威信并让许多人对专制产生疑问那样,王立军事件同样大大降低了缺少民主色彩的重庆模式的吸引力,就此而言,即使重庆模式不增加民主要素,王立军事件对利用重庆模式来在中国重返专制的努力也是一次重大打击。

当然,王立军是个小人物,他无法改变中国的道路。但王立军在公众中的英雄形象和私奔美领馆的出格行为将给任何试图重走专制回头路的人增加许多困难,因为他或他们需要重新组合政治、民意和组织资源,需要减少王立军事件引起的公众对专制政治的更强疑虑和对政治透明的更大要求。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专制的特点是政治黑暗或者不透明。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追求的是透明,公众希望的是透明。正如韩寒最近就王立军事件所言,不管红色蓝色,重要的是透明。王立军事件在公众中引起的疑问和公众的透明要求,将是阻遏中国重走专制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需要精神、需要打击黑社会、需要提高民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乎民族兴衰的不是这样的需要,而是如何实现这样的需要,事实上,世界上每个专制者上台前和刚刚上台时都会抓住这三个问题大做文章。二十世纪以来,从二战前1917年的列宁、1922年的墨索里尼、1933年的希特勒到二战后大小国家出现的各类专制者,都在这三个问题上建立专制的合理性,而且都获得了当时公众的拥护。1949年后的毛泽东政府既有“无产阶级精神”,又通过处死至少几百万人消灭了黑社会,再通过土改和充分就业来提高民生,因此也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拥护。然而,专制的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其不可忍受的丑恶并在给民族造成更大灾难后垮台。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国是太惨重了。今天的中国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精神、贪腐、民生问题都非常严重,但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存在着利用更专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危险。在这样的重要关头,王立军事件给了中国公众和领导人一次思索的机会,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让中国有可能暂时脱离了重走专制的危险。

 

“双周夜话”2012年第4期,20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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